澎湃 | 馮濤:從本科學費看如何辦出讓民眾滿意的高等教育

時間:2019-08-12瀏覽:10

馮濤/上海政法學院經濟管理學院教授

今年的高考和錄取工作已經結束。九月,又有一批新生將踏入高校大門,迎來自己的高等教育階段,從而為一生的職業發展和人生道路打下基礎。

從微觀角度看,這不僅是學生個人的事情,還承載著父母的期望;特別是對貧困家庭來說,子女所受高等教育的質量,很大程度上還是整個家庭擺脫貧困的關鍵。從宏觀角度看,高等教育還關乎整個社會的人力資本能否順利形成和積累,是經濟發展、社會和諧與進步的重要保障。從這兩個角度看,高等教育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我國的高校中,不乏清華、北大這些教育部直屬的公立頂尖名校,以及近年來涌現出來的個別民辦名校和中外合作名校。但高等教育的主體一直是省級地方政府所屬的地方高校,這些高校承載著絕大部分大學生的培養職能。因此,探討如何辦出讓民眾滿意的高等教育,不能僅從頂尖名校著手,必須更多著眼于地方高校。

本文以一線城市的代表上海為例,從上海市屬地方高校學費(如無特殊說明,文中出現的學費僅指本科學費)的角度出發,試著就如何辦出讓民眾滿意的高等教育提供一些觀點。

一、高等教育主要應該培養什么?

對包括學生家長在內的廣大民眾來說,辦學質量是他們關注的重點。這個辦學質量在他們而言,主要是教學質量。但大學的合并、擴招等舉措所帶來的學校檔次提升,進而對學生的就業產生拉動效應,也是他們所關心的。

對民眾來說,他們對高等教育最直觀的滿意是大學把自己的孩子培養好,讓他們成為掌握一定的知識和能力,未來能在社會上立足,并獲取合理收入的個人。知識和能力最終都體現和內化在個人的素質上。個人素質一般而言可以劃分為基本素質和專業素質,基本素質并不是簡單的不隨地吐痰、不插隊等,還包括正確的三觀、健全的人格、與人溝通的基本禮貌與技巧、審美品位和國際化視野等諸多方面;專業素質則包括對所學專業基本理論、研究方法、實務知識等的掌握,是畢業后從事與該專業相關的工作的基礎。

我們的教育不能說不重視基本素質的培養,但由于人口眾多而資源有限,我們的教育從基礎教育階段起,就帶上了選拔和競爭的烙印,這或多或少導致了重專業素質、輕基本素質的教育傾向,而且這種傾向一直延續到高等教育階段。基本素質的相對不足,對整個社會而言會帶來效率降低、人與人磨擦增多、集體性不強、交易成本增加等諸多方面不利的影響。專業素質則從小就是父母要抓的重點。校內各門功課自不必說,一直是父母盯著孩子好好努力的著力點;中小學階段的校外奧數班、外語培訓班、體育項目訓練班等,高等教育階段的司法考試、注冊會計師考試和特許金融分析師考試培訓班、留學英語培訓等,更是基本都屬于專業素質強化的范疇。

高等教育階段除了專業素質的培養以外,更要注重基本素質的培養,這是近年來高校普遍重視通識教育的原因之一。基本素質的培養不太可能通過校外培訓來實現,大學對基本素質的培養主要是通過思想政治課程等公共基礎課、通識課程、系列講座等來完成的,但由于多方面的原因,如和就業沒有直接的聯系、大班教學、考核不嚴格等,效果不能說非常好。這方面的培養可能沒有短期收益,但長期而言對整個社會是大有裨益的。專業素質的培養校外培訓也無法完全取代,專業理論層面潛移默化的熏陶,都不是急功近利的校外培訓能帶來的。即使校外培訓收費較高,是大學學費的幾倍,在專業素養方面也無法取代大學的職能。

高等教育的質量和經費投入正相關。為培養好學生的基本素質和專業素質,辦出讓民眾滿意的教育,經費投入應該怎么樣提高呢?能不能維持現有的學費水平,而由政府來增加財政投入呢?這就引出了下面的問題。

二、大學學費有提高的必要嗎?

一般而言,辦學質量與經費投入成正比,地方高校作為公立大學,其經費主要來自地方財政,學費只是輔助部分。以某市屬高校為例,2017年其財政撥款收入3.80667億元,事業收入1.089404億元(基本是學費收入),其他收入0.128984億元,年收入合計5.025058億元,財政撥款占總收入的比重為75.8%,學費占總收入的比重僅為21.7%

但我國作為發展中國家,政府的財政往往比較緊張,要花錢的地方很多,除了教育支出以外,還有養老、醫療等社會保障、公共管理等很多方面的支出。即使在教育支出里,也不是只有高等教育支出,基礎教育也需要大筆投入。另一方面,我國人口眾多,希望接受高等教育的巨量人口與政府財政投入不足,是一個天然的矛盾。

有的發展中大國如巴西,解決類似矛盾的出路是保持公立大學的規模(這樣可以控制政府財政支出),擴大私立大學的規模,同時私立大學收取較高的學費。這樣,在政府支出不足的情況下,私立大學通過擴招和上漲學費來保障辦學經費,使得大學入學數量在整體上得到了提到。

中國雖然近年來經濟發展較快,政府財政實力提升較大,但各方面要花錢的地方很多,同時又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國,再加上重視教育的文化傳統,各方面因素綜合起來,大學的辦學經費仍然是不足的。提高學費則由于社會公眾很難接受,也很難實施。因此,中國高等教育擴張的道路,采取的方式是擴大公立高校招生規模(財政的教育支出也在增長,但實際是不足的)。這滿足了公眾入讀大學的愿望,但師資等其他辦學條件卻沒有完全跟上,等于是在犧牲一定質量的前提下保障了入學的數量。結果是,相當一部分公立大學呈現“低價低質量”的狀況。

當然,世界上還有一些國家秉承大政府的理念,高等教育基本免費。這主要是歐洲大陸的一些國家,以德法為代表。它們有一些共同的特征,即:屬于發達國家,財力相對于發展中國家比較寬裕;人口較少,德國8000多萬,法國6000多萬;人均GDP很高;適齡大學生人數較少;教育基礎較好,大學歷史悠久、積累充分、數量多、質量好;文化傳統上傾向于政府解決高等教育的主要支出。

但即使這樣,德國的私立高校還是要收取學費的,公立高校也經歷了七個州收取學費又取消的反復,說明德國社會也在反思高等教育免費的理念。法國也不堪財政壓力,開始從外國留學生著手收取注冊費(即學費)。

其他發達國家如美國、日本,雖然財力相對于發展中國家比較充足,但國內其他開支如社會保障、軍事開支也很大,同時由于人口較多,適齡大學生也多,加上文化傳統方面的因素,對大學一直是收取學費的,且學費水平不低。另外幾個發達國家如英國和澳大利亞,雖然人口較少,也一直收取不低的大學學費。

因此,如果政府能提高教育投入并且優化資金投入的結構,如多投入直接的教學活動、少投入硬件設施等,當然是最好的方案。但中國在一個較長的時期內仍將屬于發展中國家的現實,決定了政府的財政狀況會一直比較緊張,方方面面都需要用錢,財政支出存在一定的“剛性”。如果想要更高質量的高等教育,尤其是如果想滿足一線城市具有相當國際化視野的公眾的期望,達到發達國家標準的教學質量(相較于現有的師資基礎,可能要增加數倍的教學人員),那就只能考慮拓展財政投入以外的其他資金來源了。

當然,其他資金來源并不是只有學費一個渠道,高等教育捐贈也是大學吸引資金的重要渠道,這已被世界各國的高等教育實踐所證明。中國的高等教育捐贈起步較晚,但發展較快,短短十余年的時間,高等教育捐贈總量已經有很大提高,但呈現出貧富不均的“集聚效應”,即大部分捐贈都集中到了頂尖名校。截至201712月,清華大學累計吸引捐贈95.48億元,北京大學累計吸引捐贈76.65億元。前20名吸引捐贈最多的大學中,僅有汕頭大學、寧波大學和廣東以色列理工學院三所非教育部直屬高校側身其中(且主要是依靠華人企業家李嘉誠和包玉剛的捐贈,才躋身前20名的),一般地方高校很難吸引到足夠的捐贈。

仍以上述某市屬高校為例,其近年來收到的最大一筆捐贈為30萬元,分十年到位;其余捐贈多為每筆3萬至5萬的額度,每年基本只能吸引到幾十萬元捐贈。這對一個一年支出五個億的大學來說是微不足道的,也從一個側面反映了地方高校依靠社會捐贈籌集辦學經費的困難。

綜合以上分析,結合世界各國的普遍實踐,中國高校恐怕仍然要考慮,是不是可以將學費作為彌補辦學經費不足的來源。但這絕不意味著要把學費提高到巴西等一些發展中國家私立大學的水平。

三、大學學費有提高的空間嗎?

目前大學學費有提高的空間嗎?答案可能是肯定的。

目前上海地方高校學費每年在50008000元之間,而根據上海市政府的統計數據,2018年上海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64183元。也就是說,基本上上海居民11.5個月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就足夠支付這些高校一年的學費了,更遑論學生的學費一般是父母兩人甚至是更多家庭成員共同負擔的。因之,至少對上海本地家庭來講,地方高校的學費不能算多重的負擔。

再從另一個角度看,一線城市家庭花在學生校外培訓上的資金并不少。20187月由北京大學中國教育財政科學研究所、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發布的《中國教育新業態發展報告(2017):基礎教育》顯示:一線城市學生的平均校外培訓支出達7781/年。這還是基礎教育階段的校外培訓,高等教育階段的校外培訓數據尚沒有機構統計,但考慮到培訓內容的差異,比基礎教育階段支出高的可能性很大。

根據筆者有限的調研,上海高校大學生參加的校外培訓項目主要包括:出國留學英語輔導、考研輔導,以及ACCA(英國特許公認會計師公會)、國家統一法律職業資格等資格考試的輔導等。此類培訓項目一期收費在 500010000元左右,高達數萬元的也不少見,但還是有很多人報名參加。

此外,上海的海外留學也仍在升溫,英國、澳大利亞等英聯邦國家的一年制碩士項目是留學熱點,基本需要花費30萬至50萬人民幣;美國、加拿大的兩年制碩士項目也有不少擁躉,總計需要花費至少60萬至80萬人民幣,很多家庭支付起來也并不費力。除了經濟發展帶來的工資提升外,上海房產的增值也是一個重要的支撐海外留學的物質保障。

四、提高的大學學費應該用在哪里?

提高的大學學費應該主要用在困難學生的資助、教師擴招和工資提升、教學活動的直接開支等方面。

提高學費絕不意味著把一些困難家庭的孩子擋在高等教育的大門之外,恰恰相反,提高學費才是對他們更加有利的做法。因為提高學費實際上伴隨著轉移支付,即把富裕學生繳納的高學費的一部分通過學生資助的方式轉移給困難學生,這已經是被發達國家實踐證明為行之有效的普遍做法。如美國的私立名校哈佛,2018年本科學雜費高達7萬美元左右,但經濟條件符合一定標準,即家庭年收入低于若干美元的學生,不但可以全免學費,還可以獲得一定的生活費,而他們免掉的學費和生活費則部分來自那些富裕家庭學生繳納的學費(還有部分可能來自社會捐贈)。

前文述及,以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而論,上海市居民家庭普遍具備承擔大學學費提高的經濟能力,但這并不意味著所有上海家庭都能承受學費的提高,學費提高一定會給極少數家庭造成無法承受的負擔。另外,上海地方高校還會招收大量的外地學生,而且近年來由于本地高中生數量下降,外地學生的比例一直在不斷提高。而外地學生除了來源于東部地區之外,有相當部分來自于中西部地區,這其中無法承受大學學費提高的家庭可能更多一些。因此,提高學費之后,第一個用途應該是用于困難生的資助,即把增加了的學費從有經濟能力的學生轉移到困難學生那里,這也是不少經濟學家一直支持的主張。

第二個用途應該是用于大學教師擴招,增設專門的教學崗,如美國大學常見的實踐指導教授(clinical professor),以提高師生比;并盡量理論結合實踐,同時實現20人左右的小班教學,以提升教學質量。重要的是,要用提高的學費適當增加大學教師的工資,讓他們能夠安心在大學教書。

小班教學和提高師生比,已被證明是提高教學質量的最行之有效的舉措;輔之以教學方法的改革,如“翻轉課堂”,可以將學習的決定權從教師轉移給學生,增加學生的學習參與度,推動他們由被動學習轉變為主動學習。同時必須在教學管理制度上確保教師有嚴格要求學生的積極性(近期教育部提出的明確教師教育懲戒權的做法正是這方面的體現),最終實現多一些“金課”、少一些“水課”的效果。

適當提高教師的工資也很重要。目前很多公立大學教師(普遍具有博士學歷,很多有博士后經歷和海外經歷)的工資還不如私立培訓機構的培訓人員(基本都是碩士及以下學歷),導致了一些教師跳槽去了私立培訓機構,一些教師去校外兼職,在近五年來,這種情況在一些熱門專業體現得尤其嚴重,甚至發展到個別大學的熱門專業招不到合適師資的地步。這一方面是因為,熱門專業的博士去金融機構或大公司獲得的年薪數倍于大學老師;另一方面是因為,上海的房價較高,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博士學位擁有者在上海任教的意愿,而沒有充足的、合適的師資,辦學質量很難提高。

第三個用途是教學活動的直接開支(不包括間接開支如購置設備等),只應該用于學生參加學術活動、去境外訪學以及進行社會調查等。

五、結語

本文主要從地方高校學費的角度探討如何提升辦學質量,滿足民眾對高等教育的期望。這可能是提升辦學質量的一個主要舉措,但還需要其他管理體制改革的配合,限于篇幅和主題,本文不再深入討論這方面的內容。

另外,本文主要基于上海的情況展開論述。中國各地情況錯綜復雜,經濟發展、財政實力、高校辦學層次、適齡學生人數、居民家庭收入等都不太一樣,因此,本文的結論并不意味著其他地區也同樣適用。

最后,教育部直屬高校在財政撥款體制、辦學定位、招生區域分布以及吸引高等教育捐贈等方面均和地方高校不同,因此本文的結論也不一定適合在滬的教育部直屬高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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